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
陳 益 誠
無論是在中國大陸的同胞也好，或是今天在台灣的同胞也好，不管是歷經1949年國共戰爭變遷兩岸的人們也好，或是在1949年以後在台灣出生的我們也好，我想中國近代史大家都是讀過的，雖然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也許在，過往國共紛爭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認知，但是大家就「對日抗戰」這一段史實都是認同，而且不容質疑的。但是我們大部分讀過的「對日抗戰史」，幾乎都是一些簡單的歷史陳述或「重點帶過」，很少有從「抗戰中的中國人民」的角度，或是「抗戰當時一般家庭」的角度、以及「抗戰當時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一些「文學作品論述、甚至諸如當時的電影戲劇、歌曲等人文史記」的角度，去論述這「對日抗戰史」的。整個「中國抗日戰爭」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1931年9月18日中國和日本因修築鐵路而在中國東北爆發的連串軍事衝突事件，日軍侵略中國東北作為之後成立滿洲國的準備，國際上則稱此次事件為滿州事變。)在短短的100天不到，日軍就拿下了整個東北，並成立了「滿州國」，中日之間的戰事綿延不斷，從此開始。根據《維基百科》的記載統計，一直到1945年8月6日，為避免採取大量傷亡的登陸戰以及在先蘇聯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8月9日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1945年8月10日下午7時，日本政府正式向中、美、英、蘇四國發出《日本請降照會》結束戰爭止，中日之間的大型會戰就有22次之多，其他各種陸地上的遭遇戰、游擊戰、保衛戰、突擊戰，以及空戰跟海戰等大小戰役不下千回，雙方軍隊的死傷自不在話下，但是因為主戰場都是在中國境內，所以對於中國人民的死傷，以及人民的財產損失，完全是個無法估計的天文數字。另外其他各種天然資源諸如:農產品、礦產等更是被日軍完全的搜刮殆盡。
1. 流離歲月 : 抗戰中的中國人民(導讀)
根據《維基百科》的戰後統計報告: (人民生命財產損失) : 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貨幣折算，約為6,500億美元。中國平民約有900萬死於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為難民。另外有統計，中國抗日戰爭直接傷亡合計可能達2,062萬人，合可累計之戰爭直接傷殘人口，軍民傷亡至少3,480萬人；同時，還有估計認為，中國抗日戰爭直接傷亡合計可能達4,100萬人以上，合戰時失蹤被俘等人數，戰爭直接使中國人死亡、傷殘及失蹤共計超過4,500萬；中國人口總損失應在5,000萬人以上。1947年2月15日，聯合國提出報告草案，詳述中國八年所遭戰爭破壞：據估計戰爭死亡人數逾900萬，由於戰爭死於疾病及受傷人數達數百萬，劫後餘生者亦陷於窮困和流亡；交通遭巨大破壞，教育受嚴重損害，工礦業十損其九，災荒和瘟疫波及廣西500萬人、湖南1000萬人。整體死傷比整個台灣的人口還要多。國軍官兵的死亡達三百多萬人。人民財產的鉅大損失，已經無法列表，中國社會架構全面崩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中國已經打得國困民貧，經濟上通貨膨脹失控，人民元氣大傷，這一場勝利可說是慘勝。以下是這本書的「目錄」(摘自原書目)
導讀：一幅苦難深重的流離圖／白先勇
緒論：戰爭的代價
第一章 戰事的高峰：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二章 失敗與撤退：一九三八年
第三章 僵持與轉變：一九三九至四一年
第四章 陰鬱的年份：一九四二至四四年
第五章 轉捩點：一九四四至四五年
第六章 戰後初期歲月：一九四五至四六年
第七章 抗戰的遺緒
卷尾語
緒論：戰爭的代價
第一章 戰事的高峰：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二章 失敗與撤退：一九三八年
第三章 僵持與轉變：一九三九至四一年
第四章 陰鬱的年份：一九四二至四四年
第五章 轉捩點：一九四四至四五年
第六章 戰後初期歲月：一九四五至四六年
第七章 抗戰的遺緒
卷尾語
本書中文版發行，商請白先勇先生做導讀是有其相當的歷史意義，一來作者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研究中國近代史有其相當的國際地位，而且她是研究《中國政壇上的桂系》專家。二來因為抗日名將白崇禧將軍就是出身「桂系」，將軍膽識過人，用兵機巧百變，謀略深遠，善於捕捉軍情，在國軍中享有「小諸葛」、「近代第一龍韜虎略將軍」、「常勝將軍」等美譽，其卓越的軍事才能不僅為國共雙方所公認，甚至連侵華日軍也不得不仰慕他的神勇和才華，1940年2月白崇禧上將在桂南會戰指揮國軍精銳，兩度重挫日軍並殲滅了日本當時最強的「鋼軍」，取得了抗戰以來首場攻堅戰的勝利，粉碎了日本妄圖在1939年逼迫國民政府投降的亡華企圖。當時在中國的日軍尊稱他為「戰神」。
這本書雖然把對日抗戰的八年，分成六個章節來寫，初看起來以為有一點像歷史教科書，但是它的內容描述角度，與一般的歷史書籍有截然不同的樣貌。例如: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表面上看起來是日軍為了找尋一名演習失蹤的士兵，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今蘆溝橋鎮）搜查，被中國駐軍嚴詞拒絕，日軍隨即向宛平城和盧溝橋發動進攻，國軍第29軍37師219團奮起還擊，拉開中日八年抗戰的序幕。其實日軍早在1936年既以分別從東、西、北三面包圍了北平(現在的北京)，然後在當地劃定演習區，經常不定期的就實施軍事演習。其實當初在地的老百姓，心裡根本沒甚麼準備，只是知道日本軍常在那附近劃定演習區演習，平常出入演習區還是可以的，但是不得進入管制區域隨便走動而已。而國軍多在演習區以外的宛平縣駐紮，也視怪不怪並沒有做甚麼動員準備工作。所以說的白話一點，「七七蘆溝橋事變」日軍是有備而來，而國軍卻是倉促以對，勝負早已有定。「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以後，看起來中日之間的戰爭是要打起來了，其實那是在北平那一帶是比較緊張起來的，但是遠在長江這邊的武漢，大家就是譴責日本帝國主義，在「漢口總商會」草擬了一些宣傳文稿，讓大家捐款、支援抗戰等等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的話，一般市民對於「對日抗戰」的觀念還是比較薄弱的，當時很多人是這樣想，你這不是在蘆溝橋打嘛，蘆溝橋在北京離我們還遠得很，沒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其實就是1937年、1938年，整個武漢那個時候是風調雨順，糧食大豐收，整個物價是比較平穩的，那個時候一個小公務員，一個月可以(掙)拿到30塊錢左右，但是那時的東西相當便宜，日本侵佔武漢以前，一般公務員收入雖然不算高，一家上有老下有小，但一家還是比較和和美美的，生活過得不富裕，但是也是過得還算可以的。所以除了華北戰事地區吃緊一點，一般其他地區的老百姓，心裡並沒有一點戰爭的影子。等到“八一三”（淞滬會戰）上海那邊打起來了，老百姓震動還是不大，覺得上海離我們還是遠。直到9月份日本飛機第一次空襲武漢，大家才警覺了，這個戰爭沒什麼前方和後方，你認為北京離你遠，上海離你遠，但是人家飛機來了你怎麼辦。
作者指出的論點是:「當時中國的軍隊，甚至一直到後來，在美國還沒有全面介入，以及提出實質軍援供應前(已到對日抗戰的後期)，其實中國的軍隊是完全不堪一擊的。」。讓我們回頭去看一下，先說「918事變」當時東北地區日軍1萬餘人，張學良的東北軍人數達19萬。然而也未能阻止日軍在事變第二天就佔領瀋陽，一星期控制遼寧，3個月佔領整個東北。再說「七七蘆溝橋事變」日本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蘆溝橋事變，華北地區全部日軍不超過8400人。同一地區的中國軍隊有多少呢？僅宋哲元的29軍就不下10萬人。戰爭爆發之前，敵人不但已經如此深入你的領土，還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戰，叫囂一個月內令華北淪陷，查遍世界戰爭史，都沒有這樣的先例。如果再拉遠一點來看好了，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憑藉28艘軍艦、1.5萬人的軍隊迫使大清王朝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兩白銀。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1.8萬人、法軍7200人長驅直入北京，將圓明園付之一炬。1894年甲午戰爭，一紙《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和臺灣，賠款白銀2億兩。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國家雖不少，拼湊的兵力卻不足2萬人，但依然在10天內就令北京陷落，賠款數額更是達到空前的4.5億兩白銀。一個被西方描述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面對堅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擊，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為什麼會這樣？發動「七七事變」的日本華北駐屯軍，是八國聯軍侵華後，清政府與英、美、俄、德、日、奧、法、意、荷、比、西11國代表在北京簽訂《辛丑合約》帶來的，這個條約第九款規定：“中國應允諾諸國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道無斷絕之虞。”從此在華北駐屯的外國軍隊有英、美、法、意、日5個國家，司令部都設在天津。最初約定駐軍人數為8200人，日軍400人。後來利用辛亥革命後中國政局動盪，日本將“清國駐屯軍”改稱“中國駐屯軍”，暗中擴大編制，一步步將駐屯軍由數百人擴大到數千人。
作者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站在一個國際觀的角度，來詮釋中日之間的戰爭，她認為當時的中日之間的軍力懸殊，其實是其來有自，自國民革命軍北伐(1926年7月9日，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革命軍，由蔣介石擔任總司令，起兵廣東，連克長沙、武漢、南京、上海等地；進至華中，國民政府內部因對蘇聯與中國共產黨態度不同而分裂，北伐陷於停頓。寧漢復合後，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上，加入西北馮玉祥、山西閻錫山等部隊後，1928年6月，攻克北京。奉系軍閥、安國軍總司令、海陸軍大元帥張作霖從北京撤往中國東北，至此國民政府完成北伐。)一直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前的中國，其實各方勢力及軍力是沒有集中整合的，所以造成日軍得以長驅直入，很快的就把整個東北給吞蝕了。當時的中國一般老百姓，尤其是在東北佔領區的人，對於「東北」被日本人給侵佔了，反應是相當激烈的，許多有志之士要不就投入地下，去參加游擊隊了，要不就是逃往關內去了。當時的日本關東軍，根本沒有把中國老百姓，那股高漲的民族意識放在眼裡，其實這一段時期普遍的人們，那種仇日及民族意識的形態，是非常高漲的，甚至於比那時候的一些，東北的軍人還要仇日。這股暗潮澎拜洶湧的民族意識，一直燃燒到了「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那可真是無比的強大。本書也特別透過，當時被普遍傳頌的一些愛國歌曲、電影、戲劇及出版品，來詮釋那個時代的兒女情操，及為了國家犧牲奉獻的精神。中日抗戰最後的勝利，雖然與美國最後在日本投下的兩顆原子彈，有絕對的關係，但是真正打敗日本的，不是中國的軍力，而是那股中國人民愛國的，民族意識及愛國情操。
2.日本侵華的心態:
這本書的特殊之處是它的作者，是一位加拿大籍的民史專家: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她以數十年的時間投入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國際上針對中國近代史方面有其相當的地位及論述，著有《中國政壇上的桂系》（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社會史觀下的中國內戰》（China’s Civil War: A Social History, 1945-1949）、《中國共和政體史》（The China’s Republi）等等多部專書。從他一個比較客觀論述的角度，以及本書所採集的資料不但相當的多元化，而且最令人折服的是，每一個章節後面的「延伸閱讀」更是相當的豐盛，可以說是書中有書，有如一種入寶山而無盡藏的感覺。
這本書與一般的近代中國歷史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它寫這一段史實的角度與一般的寫法有非常大的不同，一般我們讀過的歷史大部分都是依「檔案史料」來做敘述的出發點，但是這本書不是，檔案史料的引用反而為輔，大部分的素材採之於當時的一些出版品(例如:各地區的報紙)，文學作品，當事人的敘述(這裡面包括一些當時在中國的外籍傳教士，記者，以及一些實際參與戰事，後來活存下來的人等的，親身經歷及記述等)，甚至一些當時的電影，各地發行的報紙，歌曲….作者所囊括的素材，可以說是相當的豐富多元。例如: 我們一般針對日軍在華的各種燒殺虐奪等暴行，大部分的印象都是圍繞著，一些諸如: 濟南慘案、南京大屠殺、鎮江屠城慘案…等大型屠殺慘案，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們把這過去的「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在許多的鄉間城鎮等地所發生的燒殺虐奪事件，如果能清楚一一的記載下來，那可更是慘絕人寰無法盡數！像這本書裡面就特別地提到，當初日軍在戰爭開始的初期，根據日本軍部的估算，攻陷佔領中國大部分的城鎮，大約是在3~4月的時間左右，在戰爭開始的初期，確實在雙方戰力軍備等相差太懸殊的情形下，而且日軍是有備而來，國軍這邊根本只能倉促上陣，當時歐戰還不算是正式開始，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看好中國的，勝負其實非常的明顯，日軍仗著優勢的軍力及快速的打擊力，一度進展的確實很快，可是雙方打了快三個月過去以後，日軍漸漸開始感覺到，要想全面的佔領及有效的控制住中國那麼大一片的土地，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於是開始挑著中國的重點城市開始猛攻，於是在一些大城中間的鄉鎮村落地區，常常就會遭遇到許多中國游擊隊的騷擾攻擊，根據本書的記載，當時的日軍對付這些鄉鎮村落地區，就是採取所謂的「三光政策」(殺光、搶光、燒光)，不論是男女老少全部是一個也不留，在戰爭初期日本軍人還用槍斃、機槍掃射、軍刀虐殺方式，來殘殺這些老百姓，到了戰爭中期以後，日軍為了省子彈，開始大量的使用毒氣、或用活埋的方式來處決這些無辜的老百姓，而這些無辜被虐殺的老百姓，如果我們將他一一的都算上的話，非常有可能比前述那些大城市裡的大屠殺，所虐殺的總人數還要多得多。本書作者以一個外國人(加拿籍)的角度，提出下面的論點:「日本人其實在某些方面的自大，跟當時在歐洲戰場上的希特勒，對付及虐殺猶太人的那種心態沒甚麼兩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作者甚至認為當時的日本人的心態裡，根本就是認為他們日本人才是世界上最優質的民族，這跟希特勒一直認為他們亞利安人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種一樣的心態，可是當時的希特勒在心理上還是擔心畏懼猶太人一旦團結強起來的話，會是他們亞利安人非常大的威脅對手，所以要趕盡殺絕所有的猶太人；可是日本人當時的心態，根本就認為他們是唯一優質的人種，而其他東南亞的黃種人都是像畜生一樣的低等民族，因此表現在對付中國人民的那種燒殺虐奪上面，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殘酷。
再說一點比較極端的例子，不過這也是當時在中國鄉下，普遍的情形。根據作者實地訪問一些當時參與實戰的雙方人員，更多的證據顯示，其實中、日雙方人民對當時的中日之間的關係認知，普遍是不足的。日本侵華那會兒，中國人普遍受教育的程度，尤其是中/高等的教育程度太低，多數民眾連日本在那裡都不知道，保家衛國什麼的更沒有概念。你說日本人佔領了城市，殺了很多人，他說跟我們村子有啥關係。這可不是今天的民族虛無主義，而是蒙昧無知。窮得吃不到肉，跟素食主義完全是兩碼事。但是，反過來說，當時派到中國來的的日本軍人，尤其是早期來中國的日本關東軍，確實內心相當的驕傲，普遍覺得中國人是劣等民族，貧窮落後、麻木無知。
3.抗日戰爭的代價:共產主義被植入中國
另外，這本書裡面還有一個與其他論述「中國抗日戰爭」的書籍，不同的論述重點是「那種因為人們面對殘酷的戰爭，被那種無望跟無奈的心情，所摧殘煎熬下的人性」做了許多的描述。老實說，我們現在看回去，那是一個可以數得出來的「八年戰爭煎熬下的日子」，可是如果我們就當時人們的立場想的時候，其實日子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容易過去的，說的更真切一點吧!其實在那個當下，是沒有人說得準，這個仗倒底會打多久呢! 在那一會兒，幾乎沒有一個人是認為，這場殘酷的戰爭就是那麼個三五年就打得完了的，其實那個時候的人們，無論你是窮是富，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大家的心裡都是很糾結的。有錢的人不跑是不行，但是跑了的話，那諾大的家產該怎麼辦; 那要是不跑的話，那就非得聽日本人的不可，而那還不一定能保住小命呢! 沒有錢的人，那更是要逃命去，否則輕則或許被日本人抓去前線當砲灰，或是到礦坑裡去做牢役，那都還算是萬幸的呢! 搞不好被活埋了，連個屍首都找不到的，所在多有。許許多多的人性就在這樣的糾結環境中被摧殘殆盡，表現在現實面則出現了很多，人性最醜陋的一面，同胞親人鄰里間的互殘，骨肉親朋間的相互猜忌跟互鬥。
許多可憐向日本人屈膝的，都做了漢奸，於其說是這些人是賣國求榮，不如說這些人都是在螻蟻偷生下的小人，或多或少都有其心中的一些盤算。這也是這本書在論述到「中國抗日戰爭」與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迅速的從一小戳的軍力，而能在短短的幾年裡做大，而最後翻轉逆勢而取代了國民黨，成就了今天的霸業的，一個相當具有說服力的引證。這本書裡面就引述了許多當事人，現身的說法「為什麼就在一轉念之間就願意，閉著眼睛去接受一個，連自己都還搞不清楚的，所謂的外來植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從共產黨成立初期開始，確實是打著反帝國主義，打倒地主，貪官及一切反革命的惡勢力，可是絕大部分剛剛經過「八年對日」戰爭摧殘過的人民們，其實並不那麼瞭解甚麼「馬克思/列寧主義」或是「共產主義」有多麼多麼的好的，其實大家都是真的累了，不管它是十四年也好或是中國抗日戰爭好了，所有所有的人都已經是被打倒到，已經都厭煩了，或是說都到了快崩潰了的邊緣，一聽到勝利了日本人投降了，一下子好像千斤重擔都在那一夜之間逝去了一樣，表面上，看上去大家是高興了；可是當人們回到了家，才發現自己要開始面對一個，家破瓦殘骨肉親人都失散了的殘酷樣貌，這時候又看到許多社會上不平的狀況，似乎那些賣國求榮的人，反而都沒事了一樣，有的變成的地主，有的是好像並沒有家破人亡。更糟的是，一些當年真的是為了保家衛國，毅然丟棄了手中的鋤頭拿起了槍桿，去出生入死的去打日本鬼子去了。而這個時候，國民黨最大的敗筆就是戰後復元的工作根本沒有甚麼規劃，老實說這八年的戰爭打下來，不要說是整個國家了，整個軍隊早就是已成強孥之末，人窮馬瘦不堪負荷的狀態了。而這數十萬兵丁們，當初許多是丟了手中的鋤頭拿槍桿的阿兵哥兒們，許多多是目不識丁最後只能拿著槍桿再去打下一場戰爭的，而且早就根本已經無法回頭再去重拾鋤頭的老阿兵哥兒們了，那你叫他們解甲歸田，就地復原，他們怎麼辦? 一沒錢二沒糧三沒工作，而且許多一回到鄉下，看到一片家破瓦殘骨肉親人離散的情景，再看到那些所謂的大地主，心中的那股不能平衡的氣，在這種氛圍下根本不管你是馬克斯/列寧是那裡外來的，反正就是一股腦的反了先，尤其是在一些以前的老戰友慫恿之下，反正橫豎都是當兵嘛，只要有人管糧有得吃就行，於是許多人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投到共軍這一邊去了。當然，也有許多人是看不下去，國軍裡面的一些貪腐，以及軍官作威作福的那種欺下瞞上的樣子，當時國軍裡面不要說是校級軍官以上了，就是連一個班長也是把班兵當自己家的奴才一般在使喚; 相對來說，當時的共軍這邊，可就不是這樣了，官兵還真是同吃共浴，我吃甚麼你也有一份，到地方總是先把那些地主們先給放倒了，再把地主手中的那些地，分給那些沒有地的農人們，所以一下子共軍在許多的鄉村城鎮裡，就特別地受到歡迎。當時的毛澤東也看出這一點，於是所謂的「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指導思想，成就了共產黨每每在與國軍對峙時，產生了絕對的作戰優勢。
如果我們把這對日「中國抗日戰爭」的整個歷史過程，從一個縱觀人類發展歷史的角度來看的話，那可是人類歷史上最大，或是算得上地表上人類最大的一次大遷移。如果從人類社會學的發展角度切進去看的話，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認為，這場兵禍，徹底動搖了中國社會的根基，顛覆了中國社會的傳統架構。農村的家族制度原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穩定力量，因大量青年人口外逃流失而解體。城市因日軍無情轟炸，家屋毀於一旦，菁英分子，紛紛逃離，物質的破壞與精神的挫傷，中產階級的弱化，城市的家庭結構也瀕臨崩潰。戰亂對人民的創傷，是情感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其痛苦沮喪，難以形容，而對中國社會的打擊，更是致命的。戰後中國所謂的「舊社會」分崩瓦解，成為一片廢墟。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在此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戰後國民政府的虛弱及中國社會之動盪不安，正好給予中國共產黨崛起的機會。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引述夏志清教授在他的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一段話，形容當時失望幻滅的中國人民：「他們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苦惱，一股腦兒推到無能又貪汙的政府身上去。而且，有時他們明知這樣做會後悔莫及的，也甘心接受共產宣傳的欺騙。……」當然，這本書裡面並沒有把:從1945年9月3日對日抗戰勝利，國軍正式開始接受日軍的投降開始，一直到1948年國共戰爭接近尾聲，國民政府在短短幾年中間把整個的大陸江山給丟失了，並退踞到台灣去了，中共以一個不到80萬人的雜牌軍，不要說是武器裝備了，不但沒有甚麼飛機、船艦、坦克及強大的後援補給做後盾，而且面對的是強大近300多萬久精戰事的國軍，實在是沒有人會相信，這一場國共戰爭的最後結果，竟然是共產黨勝了。其實就連蔣介石本人在最後一刻從重慶轉往台灣的飛機上，他都不相信最後會是這樣一個結果。其實，早在1946/1947年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軍隊，已經佔領了大部分華北地區的時候，共產黨的這一邊是想停下來和國民黨談停下來，不要打了乾脆由雙方共治算了，但是，誰知道情勢的逆轉，會來的那麼快呢? (我準備在這一篇讀書心得寫完以後，也來開始寫這一段的一些經過吧)
4. 文革的暴行正是中國抗日戰爭動盪之下的結果
另外，這本書裡還有一個論點，非常有意思，也是過去所有寫「中國抗日戰爭」的學者們大家很少論述的東西: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是一位，專門以從記憶研究、及創傷理論研究出名的歷史學者，她從這些浩劫餘生的人們的心理變化，以及從一個被戰爭所崩解社會結構的角度切入，重新去凝視這些受盡苦難的人們;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說:「文革的暴行正是中國抗日戰爭動盪之下的結果，這場戰爭結束不過才二十年，文化大革命於焉展開。戰爭時期對中國社會造成暴力與分裂破壞，隨之而來的是動盪的一九五○年代，導致了社會解體和分裂，使得人們得以輕易的相互殘殺。」就像我們現在在大部分的文獻裡面，對於「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也許把前後算上整整14年好了)的一些慘無人寰的殺戮事件，或是因為戰爭期間許多城鎮鄉里中，許多人為了自保，甘願向日本占領軍屈膝的，甚至不顧甚麼朋友鄰里親情之間的道義，而做出許多出賣朋友，賣主求榮的情事，乃至於產生許多的殺戮。但是，奇怪的事是，反而到了戰爭結束以後，絕大部分的中國人卻選擇了沉默，拒絕再去回憶它，甚至於許多人選擇了隱覓，或永遠的遠離了家鄉….這也就是為什麼，到現在為止一直針對這一長段，不算短的日子，幾乎很少有許多很詳盡的記載，或大量的文獻留下來。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為了寫這本書，花了許多的功夫，去挖掘這一些真相。書中提到的另外一個困境就是，人是由周遭的文化論述所構造，政治的意識形態、社會的集體氛圍、主流的價值觀……這些影響著受創者的形象，不斷在改變中，時而受到關注，時而受到蔑視或憐憫。災難倖存者重返社會之後，背負著身心的創傷和家庭的失落，對於追求幸福感到罪惡，周遭的人面對逃過死劫的倖存者，由於缺乏足夠的理解，有時甚至投以有罪的眼神，或一味地責備他們無法打開心房侃侃而談。
寫到這裡，我們暫時先回過頭去看，二戰時期在歐洲戰場上猶太人的處境，在當時對猶太人來說，「你要是講出你的名字，你就會死。其他愛你的人也會因你而死」、「我媽媽不希望我和你一起玩，因為你是猶太人」，身處在這樣的主流論述下，個人敘事是噤聲的，只能在內在敘事著一種沒有身份也沒有主體性的自我認同。當時大多數的歐洲人只想要盡快遺忘戰爭這段非人的記憶，跳過那四年，彷彿那四年不算數。如果那時很多集中營倖存者嘗試將自己的見證經驗公諸於世，他們遭遇到的困境是：沒有出版社願意出這類的見證。猶太裔作家埃利‧維瑟爾（ElieWiesel）的小說《夜》（La Nuit）一直到了一九五三年才付梓，而且是在遠離歐陸的阿根廷以意第緒語出版。義大利猶太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的書《如果這是一個人》（Si c’est un homme）發行的銷售量不超過二千五百本，而法國作家羅貝‧安泰姆（Robert Antelme）也曾經歷過納粹集中營的恐怖煉獄，事後只能自己成立出版社，於一九四七年發行自己的書《人類物種》（L’Espècehumaine）。另外還有，鮑赫斯．西呂尼克（Boris Cyrulnik）是法國當代著名心理醫師，其實他是猶太人，他的爸爸媽媽都是在二戰時期，被抓往「布肯瓦德集中營」（Buchenwald）後來均被殘害在裡面(「布肯瓦德集中營」是二戰時期集體毒殺或殘殺最多猶太人的集中營，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集中營)《逃．生：從創傷中自我救贖》（Sauve-toi, la vie
t’applle）一書中，鮑赫斯．西呂尼克（Boris Cyrulnik）一方面回顧寫道，二戰期間猶太人被屠殺帶來的集體創傷，以及身為猶太後裔的成長歷程；另一方面則以心理學的角度看待遭逢創傷的兒童，如何展現驚人的心理韌性，與外在世界重新連結。法國古斯塔夫•勒龐在著名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指出：“從社會心理學看，每個個體均有社會集群傾向即團體歸屬感。尤其在社會動盪時期更為迫切，有的為了尋求力量支援，尋求社會承認，有的人則是尋求心理上的安全感，在某種程度上緩解或擺脫恐懼、孤獨、被歧視甚至被迫害，具有更強烈的集群心理。人多勢眾的原則似乎成了惟一的歷史原則。心理的需求轉化成組織行為，個人只有結合成組織，希望在組織中以求得保護和發展。
讓我們再回到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說:「文革的暴行正是中國抗日戰爭動盪之下的結果….」這個論點來說吧! 我們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發生在中國大陸的1966年開始的(一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於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臺，是毛澤東三面紅旗的挫敗後、在反蘇修等口號下，以革命名義攻擊當政的溫和派並試圖重回黨權力核心的嘗試，並在日後一兩年達到高潮。)所以就歷史時間來算「中國抗日戰爭」與「文化大革命」之間相隔了20年之久，可是為什麼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會認為「文革的暴行正是中國抗日戰爭動盪之下的結果呢?」在本文前面，(第二段)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提過，這本書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切入角度，與一般所謂的歷史論述有相當大的不同，作者是從一般老百姓，各行各業都有，而且是相關當事人的角度切進來論述的，尤其是書裡面的許多論述依據，除了大量採擷許多當時的文學出版、書籍雜誌、各地方的報紙、電影、歌曲等，以及一些當事人的訪談(記者、傳道士、農人、一般百姓等)，可以說素材採擷的範圍相當的廣泛多元。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認為「中國抗日戰爭」帶給中國人最大的傷害，是整個社會結構的崩解，人與人之間，甚至骨肉親情之間，的那種人性間的價值，被戰爭的殘酷摧殘殆盡。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在書中引述了大量的，當事人的記述及回憶，這中間最可怕的是原本中國家庭裡的那種「傳統大家族制」被戰爭所破壞了，代之而起的是「小家庭」，以前那種大家族群居的樣貌消失了。人與人之間的那種「不信任感」是造成「傳統大家族制」逐漸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點幾乎很少有學者注意到，但是這也牽制影響到後來，中國整個社會的變遷及發展，甚至到現在老齡化，小家庭少子化等現象愈來愈嚴重的問題。(當然這也與中國共產黨施行一胎化有強烈的關係，但應該不是絕對的唯一因素。)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特別強調，因為戰爭使然的「人與人之間的那種不信任感」是中國傳統家庭及親子關係的最大殺手，這也是為什麼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指稱在20年以後的「文革暴行」包括親子間的互鬥，老師被學生們群鬥，紅衛兵大串聯及各式各樣的鬥爭暴行，甚至在當時幾乎，很難被全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所能理解，為什麼中國人之間會發生那種，彼此間的鬥爭暴行。因為在當時世界上，施行共產主義的國家也不少，搞極權搞個人崇拜的，自古以來多少王朝君王也曾有過，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自己人之間會產生那種慘烈的鬥爭暴行。事實上，對整個中國人來說，最大的傷害，並沒有因為「中國抗日戰爭」的結束而終止，如果站在一個整個民族及歷史轉折的角度去看的話，中國的內部動亂，始自清末及民國的初始，一直到對日抗戰，幾乎是從來就沒有停息過，國共之間的矛盾及戰爭，又是另外一個更大的災難的開始，從老百姓的角度看過去，或是整個社會結構變遷的角度看過去的話，戰爭的傷害，所造成老百姓及整個中國的社會結構的被破壞以至後來的崩解，實在是難以估算的損傷。雖然「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是在「中國抗日戰爭」結束二十年後才發生，可是中國的社會結構，及一般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度，甚至在社會價值的認同上，並沒有趨於相當穩定的狀態。(如果各位有機會去看一下，中國大陸中華書局出版的「1942飢餓中國」，是由孟磊、關國鋒、郭小陽等合著的，那裡面對於山河破碎，人們在連年戰爭及飢荒的日子裡，人情人性徹底崩解的描述，實在是太慘了…)
當然「文革時代的暴行」一直是許多中外學者研究，而沒有一致定論的地方，大家始終想不透的是，就算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或是「四人幫」的胡作非為，「紅衛兵」的「批孔揚秦」…等全國大串聯活動好了，為什麼中國人殘害中國人，會那麼的不手軟，文革十年根據:中共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前總編楊繼繩原題為《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刊載於2013年11月30日出版的第104期《記憶》。該文是他在北京大學斯坦福中心2013年10月25日舉辦的「寫毛澤東時代」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 文章稱用傳統觀念看來，文革中道德墮落到極點，文革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動反潮流，破壞舊秩序。整個文革過程，從中央到基層都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尖銳性、殘酷性、野蠻性表現得淋離盡致。文革中，中共的意識形態迷惑了全體民眾，毒化了整個社會心理，否定了傳統道德。意識形態鼓動起狂熱的群眾運動、全民的瘋狂。文革對政治賤民和不同觀點的人空前凶殘。文革這場運動下掃政治賤民，上打官僚集團。每一個階層、單位、地區、家庭都捲入其中。夫妻因觀點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臉，至親好友為路線不同而分道揚鑣。不按照這個意識形態指引的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會被浩浩蕩蕩的狂奔群體踏成肉泥。在中共這個意識形態下，文革中背後告密和當面揭發是光榮的；兒子出賣父親、妻子出賣丈夫是「大義滅親」；學生打死老師是因為「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這種意識形態把人性中凶惡的一面全都煽動起來，還穿上了崇高正義的外衣。文革對政治賤民的屠殺當然不會有負罪感。
文章稱，中國人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葉劍英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
（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
（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
（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
（4）農村有520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份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
（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
文章稱，文革死亡人數有不同的版本，文革中受害的準確人數恐怕永遠無法搞清，但可以確切地說，文革對中國來說，是一場大劫難。
5. 中華民族整體堅忍不拔的戰鬥精神
最後，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對於日本最後戰敗的最終批判是，日本錯估了整個中國那一股隱忍的強大力量:「我們中華民族整體堅忍不拔的戰鬥精神，在她的英文原著作裡用endurance一字來形容…」另外，文中還特別推崇摘錄當年在抗戰時期，無論是在前方或是大後方，大家都能哼唱的抗戰愛國歌曲「義勇兵進行曲」以及譜寫這首歌詞曲的兩個人遭遇的命運。這首歌曲原來是為了抗議日本侵略東北而作，後來幾乎成為抗戰時舉國傳唱的歌曲。作詞者是田漢，譜曲者是聶耳。這兩人的結局都令人哀傷。聶耳於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游泳時溺斃，雖然這或許是一次意外，不過他的死還是被解釋成一場暗殺。田漢在文革時死於獄中，當時他被扣上「毒草」的帽子。但這首歌卻存活了下來，配上不同的歌詞，繼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這本書讀了好幾遍以後，個人覺得也許不管是海峽那一邊的同胞們，咱們中華民族的所有老百姓們，如果大家能冷靜的回頭去看看我們過去的歷史，再來比較一下你我現在的日子，咱們中國人真的是苦了5000多年，現在大家過的日子，可以說得上，比我們整個中華民族歷朝歷代所有人，都過得要幸福快樂，我們為什麼不能好好的坐下來，一起把那股血濃於水的感情，彼此融合在一起，共同譜出21世紀整個中華民族的世紀呢?
附註:
1. 文學作品
老舍的《四世同堂》、學者:費孝通《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江村經濟》、蔣夢麟的《鄉土中國》、《西潮與新潮》、巴金的《寒夜》和沙汀的《前夜》，艾蕪的《演習》，周文的《怒火》，舒群的《爆發》，蔣牧良的《突破》，聶紺弩的《找和平》，張天翼的《左右爲人難》，陳白塵的《前線總進攻》，羅烽的《反正》、劇作家吳天的抒情散文集《懷祖國》等等。其實當時有非常多的文學作品、詩歌及小品文章發表在，當時各地方的報紙或雜誌上，非常的多元。
2. 影視作品
近年來中國大陸有關抗日題材的影視作品數量上愈發繁多，但內容上卻傾向粗製濫造，大多取自中共領導的敵後戰場。中國大陸社會對近年抗日題材的影視作品中出現如「手撕鬼子」等誇張有違常識劇情存在很多爭議。《太行山上》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獻禮電影之一。
台灣抗戰題材影視作品主要拍攝於中華民國同日本、美國先後斷交後的一段時期，主要作品有《八百壯士》、《筧橋英烈傳》、《英烈千秋》等。而近些年來台灣播出的關於抗戰等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歷史的影視作品較為少見。1995年在華視首播42集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在2011年，台視和三立電視播出為紀念中華民國建國百年而拍攝的電視劇《勇士們》的第一單元（即該劇前五集）有提及抗戰歷史。這一部分以張自忠將軍的生平及抗日戰爭作為故事骨架，講述國軍軍人忠勇愛國、慷慨赴難的精神。
2. 音樂作品
《義勇軍進行曲》- 1935年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松花江上》- 1936年5月，陝西省立西安二中的教師張寒暉創作。歌曲開始在西安廣泛傳唱，後傳唱於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成為經典的抗日救亡歌曲。
《抗日軍政大學校歌》- 凱豐（何克全）作詞，呂驥作曲，1937年初所作。
《長城謠》- 潘孑農作詞，劉雪庵作曲，作於1937年春。
《大刀進行曲》- 又名《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副標題是「獻給二十九軍大刀隊」，作曲家麥斯（原名孫培元）作於1937年8月8日。
《游擊隊歌》- 1937年底賀綠汀創作的歌曲。
《在太行山上》- 桂濤聲詞，洗星海曲，創作於1938年。
《到敵人後方去》- 趙啟海詞、洗星海曲，作於1938年9月。該曲是關於八路軍開展抗日游擊戰的歌曲。
《黃河大合唱》-光未然（張光年）作詞，洗星海作曲，1939年首次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