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後心得
陳 益 誠
1.書名: 《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2.作者: 韓毓海 教授
4.作者:
韓毓海，北京大學教授。曾任紐約大學東亞系教授，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特任教授。著有《馬克思的事業: 從布魯塞爾到北京》《從紅玫瑰到紅旗》《天下：江山走筆》《鎖鏈上的花環 : 啟蒙主義文學在中國》《知識的戰術研究》《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文學卷》《摩登者悅》《我們的時代: 現實中國從哪裡來，向哪裡去》等。中共當前所謂的『新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中國大陸著名電視劇《星火》和《毛岸英》的編劇。
5.讀後心得:
這本書的初發行是在2009年12月出版，歷經過多次的修訂，至今已再版了20餘次，而且榮登2010年中國大陸暢銷書排行榜的第一名，在台灣是由九州出版社於2011年11月01日發行的。這本書在中國大陸所引起的關注及其影響層面不僅僅是一般研究中國大陸近代史的知識份子，甚至到中共高層及黨級內部的層面。在國外目前諸如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學校中國研究中心等的注意。對我們在台灣的讀者來說，讀這本書其實有許多的好奇及期待; 一來因為我們從小到大就讀了許多的中國歷史及世界近代史，對我們來說過去中國的由盛世轉趨衰敗，好像大家的答案都很一樣，都歸咎於是因為清廷的貪污腐敗，閉關鎖國的錯誤政策，科舉制度無法舉才用才，再加上清廷用滿排漢及文字獄，以及連年天災水患….弄得是民不聊生等等這些因素造成清代的衰敗。二來就是站在台灣的角度去看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又不得不把許多兩岸或是說兩黨(國共兩黨)針對從國父孫中山先生民國建立，歷經軍閥亂政，憲政實施到抗戰剿匪，台灣光復及國民黨退守台澎金馬…等，甚至還有兩岸從1949年起到今天，這過去66年來兩岸發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變動，整個的來給它翻一遍…。另外，值得我們去注意的是，中國大陸自從「改革開放」開始迄今，整體經濟上是看到了顯著的成果，在國家建設方面也開始大步邁出，逐漸形碩重注「中國」這塊古老的招牌。讀過這本書以後，如果我們純粹以一個站在比較中立的立場來論述這本書的時候，個人以為似應牽動下列議題:
(1).中國大陸應該是一個「陸權國家」，同時也是一個「海權國家」:
在過去，沒有人提過中國同時是一個橫跨歐亞板塊的「陸權國家」，也是一個濱臨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海權國家」。另外，如果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去看這本書的時候，也許可以同時也去看一下韓毓海教授的《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以及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先說《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是韓毓海教授於2011年02月01日(九州出版社)出版的，主要重點論述是: 中國的中西部發展對中國大陸的重要意義，《天下: 包納四夷的中國》更側重於空間、地理和結構塑造，即從空間角度去反思中國大陸在地緣政治觀念和國家發展戰略。其中有兩個問題蠻值得特別去注意的：一，內陸歐亞 （Eurasia）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塊大陸；二，“中國大陸的亞洲內陸邊疆”（InnerAsianFrontierofChina）恰處於內陸歐亞的核心地區，它包括：東三省、蒙古高原、黃土高原的北部、大西南地 區、新疆與西藏，而大西北和中西部地區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當然這裡面最引人關注討論的是: 中國自古以來不但是一個積極發展海權國家，而且今後的重點更將著重於「中國也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陸權國家」。美國地緣政治學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曾指出:大國崛起的關鍵是制海權,制海權就是控制海上主要通道,控制了海上主要通道,就控制了世界資源的流通的主要通道,就控制了歷史的主動權。但進一步研究會發現,從一個更長期的歷史和更寬廣的範圍來看,陸權對主要大國的興衰的作用要遠遠超過海權的意義。陸權在大國興起、發展和大國地位的鞏固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前中國大陸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在於：人口、生產能力主要集中在東部及東南沿海一帶地區，而市場又過度依賴海外，而資源卻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若從黑龍江黑河到雲南騰沖劃一條直線（簡稱“黑－騰線”），該線兩邊的國土面積大體相等，但大約90％的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集中在“黑－騰線”以東地區，而一半以上的資源──特別是礦產能源的大部分，則分布在“黑－騰線”以西地區，而中西部地區的人口和工業加工能力所佔比例不到10％。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大陸正在進行的西部大開發，目標不僅僅是中國大陸中西部地區經濟的崛起，而且，它也將造成歐亞內陸核心地區的崛起，中國大陸如果持續以和平漸進的發展，不但可以惠及周邊的國家，也可以藉此真正的把歐亞大陸聯系起來。另外，如果我們翻開歷史有31個朝代14個政權是建都在洛陽，有16個朝代是建都在長安。從歷史的發展及地理位置來看，遠從西漢以前所謂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通常是指歐亞北部的商路，與南方的茶馬古道形成對比，西漢時張騫以西安為起點和東漢時班超出使西域開闢的以洛陽為起點，經關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錫爾河與烏滸河之間的中亞河中地區、大伊朗，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陸路絲綢之路」，的起點就是現在的長安古都。這條路線被做為「國道」將中國大陸的中原、西域與大伊朗、累犯特、阿拉伯緊密聯繫在一起。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發展延伸，絲綢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另外，廣義上絲路的東段更到達了朝鮮、日本，西段則到達了法國、普魯士及荷蘭。通過海路還可達義大利、埃及，成為亞洲和歐洲、非洲及中東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商貿友誼之路。近年以來中國大陸先後投入「國家型計畫」(所謂的「新絲綢之路」)包括北疆鐵路、蘭新鐵路、哈什至羅布泊鐵路、京藏通道(鐵路)、青藏鐵路等「中國大陸"八縱八橫"鐵路網」及「泛亞鐵路」(含中緬鐵路聯絡與東盟的商貿)，積極投入從緬甸馬德島到雲南省瑞麗市及貴州省安順市的「中緬油氣管」，不但使中國大陸突破「馬六甲困局」，進而獲得「印度洋出海口」，以突破美國在太平洋遏制中國大陸的「島鏈戰略」。如今中、日間「釣魚台事件」更印證了上述(中國同時是一個橫跨歐亞板塊的「陸權國家」，也是一個濱臨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海權國家」)。
「釣魚台事件」及「片面改變防空識別區」等事件引起的深遠影響:
(1-1).確立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及日本單獨面對中國大陸可能引發的「軍事動盪」
(1-2).中國大陸進出突破所謂的「太平洋第一島鏈」成為常態
(1-3).亞太地區周邊國家「軍備競賽」成為未來可能軍事衝突的起火點
(1-4).台灣面對「被極度邊緣化」引發的政治及經貿的不穩定因素增加
(1-5).中、日、美關係的轉變引發世人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期盼幻滅」
前面說過，中國是一個同時橫跨歐亞大陸的陸權國家，也同樣是一個橫跨太平洋、印度洋等的海權國家；同時也說過，站在中國大陸的立場是個有必要，而且也是必須要走的一條路。但是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個非常關鍵的論點，如果中國大陸是以和平漸進的方式與周邊的國家和睦來進展，不但能加惠於周邊所有的國家及地區，對全世界來說也是一個絕對利多，其實對中國大陸自己及整個中華民族來說，更是長治久安繁盛永續的開始；但是如果依目前的情勢繼續演變惡化下去的話，首先是全世界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期盼幻滅」不說，更可能是未來戰火可能被引爆的起點，其實對中國大陸目前剛開始在「大國崛起」做熱身的時期，在面對一些啟自「改革開放」以來所累積引起的「不均」的問題、「國家體制」的問題、「憲政改革」的問題、「中國模式」認同的問題…等內部的問題，絕對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2).《甲申三百年祭》與《五百年來誰著史》
當韓毓海教授的《五百年來誰著史》出版上市造成轟動以後，中國大陸各機關黨校紛紛將這本書列為一般必讀的選書裡面，當然在學術界也有許多的聲音出來，其中大部分人都說這本書很像在中共建國初期毛澤東最推崇的一本書，由郭沫若先生所寫的《甲申三百年祭》。這兩本書雖然出版的年代相差有點久遠，但是都有它所代表的時代背景及意義在，所以在這裡也把這《甲申三百年祭》這本書順便也做一個論述: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發表。在1941年碗南事變後。該書以豐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朝廷腐敗，天災人禍，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隸屬於延安府轄區的李自成、張獻忠發動和領導農民起義，並在李岩的幫助下，使“農民起義走上了正規”，節節勝利，勢如破竹，直打到北京城，推翻了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然而進了北京以後，李自成便進了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基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挾降官，搜刮贓款，嚴刑殺人。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無事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只派了幾千士兵鎮守，而幾十萬的士兵都屯積在京城裡享樂。進京不久，李岩便被陷害。乃至清軍入關，“自成親自出征，倉惶而去，倉惶而敗，倉惶而返。”不得不離開北京，一敗再敗，終於在湖北通山九宮山戰死，時年39歲。“這無論怎樣說都是一場大悲劇。李自成自然是悲劇的主人。”《甲申三百年祭》於1944年3月在《新華日報》全文連載過。當時正值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毛澤東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義，立即批示在《解放日報》全文轉載作為整風檔，印發全黨學習。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學習和時局》報告時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4月18日，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甲申三百年祭》。6月7日，又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軍委總政治部的名義聯合發出學習通知並印發此文單行本，告誡全黨萬萬不可“重蹈李自成的覆轍”。1944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覆信中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檔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若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的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為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後》，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歷的，幾乎一模一樣。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樣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戰爭，國際條件是很好的，國內靠我們努力。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出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希望隨時示知。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見《毛澤東書信集》）。由此可見當時的毛澤東是多麼的寵信郭沫若了(郭沫若雖然一度曾被奉為中共的第一國師，但是就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也曾經數度被當時的『四人幫』糾舉出來，差一點丟了命，好在都在最後一刻被毛澤東給攔下，保住了一命；但是他的兩個兒子就沒有那麼幸運了，結果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送了命。) 不約而同的是在今年(2013年)的7月11日至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省實地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強調，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2013年7月15日河北日報) 習近平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中華民族以歷史悠久著稱於世，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十分重視借鑒歷史的經驗。尤其對於領導幹部來說，要“認真地讀一點歷史”。因為作為生活、工作在現代的人，如果不瞭解過去的歷史，就不可能很好地把握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就不可能正確地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也就不能勝任領導工作。…………當時就特別提到《甲申三百年祭》並且提出了五點啟示:
1、不要犯勝利了就驕傲自滿，昏昏然，紛紛然，頭腦不清醒的錯誤。2、不要犯勝利了就貪圖享樂，生活腐化，最後導致腐敗，失敗的錯誤。3、不要犯逆境時還聽得進忠誠之言，逆耳之言，勝利了就自高自大，聽不進逆耳忠言的錯誤。4、不要犯勝利了就認為大功告成，小成即滿，放鬆警惕，麻痹大意，導致功虧一簣的錯誤。5、說到底步是不要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錯誤。
而今《五百年來誰著史》也進入中國大陸高層的必讀書單裡面，某種程度上似有些關聯性，如果我們站在中國大陸的高層角度來看這兩本書的時候，《甲申三百年祭》有點像是一本守則，在告誡你要「勝者不驕、勤守本分」，而《五百年來誰著史》則好像是一本參考用的教科書，在告訴你未來應該怎麼走，該走哪條路，為什麼要這麼走；站在中國的立場去綜論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於“國家能力”的強弱。同時，作者還探討了：為什麼白銀能成為明朝的合法貨幣？為什麼說明清亡於“貨幣戰爭”? 為什麼中國票號資本被西方金融資本擊潰？究竟有沒有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等一系列大問題，並藉此重估新中國的體制問題，其觀點和結論為當下的中國大陸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3). 「中國的體制」的確認及是否真的有所謂的「中國模式」的存在:
這本書另外一個中大的意義在於「中國的體制」的確認及是否真的有所謂的「中國模式」的存在。當然這個題目很大，比上面論述中國是一個橫跨歐亞板塊的陸權及海權國家更要引人注目的議題。當然兩岸這一段不算長也不算短的日子，目前已經隨著時間的因素變得愈來愈清楚了，說的比較公正一點應該說是「各有所失，亦各有所得」才對。總的來說大家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基本上是一樣的，當然在本位意識形態上，仍然是有些差距存在的(例如:繁簡體文字;本地方言及說國語的口音差距;
兩岸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認知差距; 憲政及法治的概念差距; 對道德及公眾權益的認知度…等等)，不過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以及兩岸正向互動的頻繁，以及兩岸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大陸改革開放的進度…正使這些差距逐漸的在縮短中。
中國大陸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政權的穩定性全靠高速經濟增長支撐. 現在人民對分享經濟成果的期望越來越高，但國內經濟卻隨著外圍經濟長期疲弱而放緩，單靠提振內需又不可能持久. 眼見貧富懸殊加劇，權貴貪污腐敗， 人民維權意識日漲，民怨日深。其實鄧小平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曾經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極左思想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干擾是個長期的問題，有時這些干擾在特定政治氛圍下會顯得比較突出。中國大陸新權威主義代表學者蕭功秦於2013年12月17日以《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國改革再出發》為主題發表演講，他認為鄧小平開啟中國大陸的新權威主義道路，它的核心內容，一是堅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受挑戰，二是在政治秩序穩定的條件下，通過改革開放來發展生產力。他認為，中國大陸在改革中所形成的開明的新威權體制，有強大的社會功效，是一種舉國性的社會動員體制，能夠在轉型中起到杠杆作用。新權威主義雖然帶來經濟起飛，但這一體制的最大弱點是與政府主導者相關的一些部門、單位、企業、利益團體在改革轉型中的獲利機會更大，並且利益固化，導致貧富分化、國富民窮、國企病、三公消費膨脹與朋黨式的腐敗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上世紀90年代逐漸被邊緣化的"新文革"思潮與激進西化的的"茉莉花"思潮，又開始進入政治活躍期。在此基礎上，便可以理解習近平上臺後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比如整頓官風、嚴厲反腐、整頓網路環境等，強調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管理權與話語權，是用新權威主義的鐵腕，抑制並防範政治參與爆炸造成的"薄殼效應"，從而為進一步進行大幅度的全面改革，創造政治上的穩定環境，從政治學上看，"如果鄧小平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的1.0版本，習近平就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的2.0版本"。與其用"政左經右"來表述習近平新政，不如用"鐵腕改革"更為合適。當前中國大陸單從表面看上去，似乎是新權威主義正在當道的時候，最少從最近以來的「薄熙來案件」及習近平強力主導「周永康案件」的態勢看來，反貪腐及反對極左派的「唱紅打黑」已為大部分人所接受，但是對於過去的中共政權開始的時候所做的「暴力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等歷史的創痛並沒有一個完全合理的交代。但是我們如果從代表「新左派」的一些文章裡就可以看到所謂的「向左轉打右燈」的論述: 認為上述這些都是為了實現「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體制，極力強調以「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為基調的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所導致今天中國大陸的成功模式，而且再三嗆衰所謂的「美國式的民主」及「憲政體系」，強烈認為美國式的民主是一種走不出美國的民主，這種民主及憲政體系一旦走出了美國，就沒有成功過的，特別是拉丁美洲和東歐一些國家激進民主後，給社會帶來的混亂與國家經濟的倒退。有人就說為什麼只看到民主化不順利、不成功的國家，為什麼不看看美國呢。這個問題，其實集中地體現了許多人對民主抱有的一種錯誤偏見，那就是美國的之所以強大，是因為美國的民主制度最完善。如此就將國家強大與民主化優劣等同起來。接著就是列舉台灣在過去「兩蔣時代的一黨專政式的民主」成功案例，來比對台灣現在「政黨輪替式的民主」產生的劣質品質執政、沒有效率的政府行政執行能力，同樣產生極度貧富不均及連年貪腐等問題，而且這些所謂的「美式民主」都因「美債及金融風暴」而產生嚴重的經濟衰退問題，國家由此而陷入落後衰敗中。但是中國大陸無論是目前當紅的「新左派」及「新權威主義」兩派也好，或是「右派」「自由主義者」也好，到目前為止仍都無法接受所謂的「新加坡李光耀時代的民主」或「蔣經國時代的台灣民主」來做為所謂的「中國模式」或「中國體制」上的參考，其所持的理由為:
(1).這些都是所謂的「殖民地式的威權統治」手法，無關乎可以長久支撐的「民主模式」或 「政治體制」；
(2).兩個無法突破的矛盾:一是長期執政並不代表永遠執政；二是一黨獨大不等於一黨獨裁；
(3).「新加坡李光耀時代的民主」或「蔣經國時代的台灣民主」都是屬於「家長式的領導模
式」在李光耀時代或許沒問題，可是到了第二代吳作棟及第三代李顯龍手裡時，這種「托
管式的民主」已不管用了；台灣更是不要說從蔣經國到李登輝，再透過政黨輪替轉到陳水
扁手裡了，這些民主都不是像中國大陸這樣一個統領有960萬平方公里地理面積，由56個民
族所組成及將近14億人口數的大國所能套用施行的。
總歸一個結論在目前中國大陸的「新左派」也好，或是「新權威主義」，其所堅持的「中國體制」及「中國模式」仍圍繞著一個「中國概念」下的「四個基本原則」的堅持:
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中國大陸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政權的穩定性全靠高速經濟增長支撐. 現在人民對分享經濟成果的期望越來越高，但國內經濟卻隨著外圍經濟長期疲弱而放緩，單靠提振內需又不可能持久. 眼見貧富懸殊加劇，權貴貪污腐敗， 人民維權意識日漲，民怨日深。其實鄧小平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曾經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極左思想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干擾是個長期的問題，有時這些干擾在特定政治氛圍下會顯得比較突出。中國大陸新權威主義代表學者蕭功秦於2013年12月17日以《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國改革再出發》為主題發表演講，他認為鄧小平開啟中國大陸的新權威主義道路，它的核心內容，一是堅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受挑戰，二是在政治秩序穩定的條件下，通過改革開放來發展生產力。他認為，中國大陸在改革中所形成的開明的新威權體制，有強大的社會功效，是一種舉國性的社會動員體制，能夠在轉型中起到杠杆作用。新權威主義雖然帶來經濟起飛，但這一體制的最大弱點是與政府主導者相關的一些部門、單位、企業、利益團體在改革轉型中的獲利機會更大，並且利益固化，導致貧富分化、國富民窮、國企病、三公消費膨脹與朋黨式的腐敗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上世紀90年代逐漸被邊緣化的"新文革"思潮與激進西化的的"茉莉花"思潮，又開始進入政治活躍期。在此基礎上，便可以理解習近平上臺後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比如整頓官風、嚴厲反腐、整頓網路環境等，強調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管理權與話語權，是用新權威主義的鐵腕，抑制並防範政治參與爆炸造成的"薄殼效應"，從而為進一步進行大幅度的全面改革，創造政治上的穩定環境，從政治學上看，"如果鄧小平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的1.0版本，習近平就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的2.0版本"。與其用"政左經右"來表述習近平新政，不如用"鐵腕改革"更為合適。當前中國大陸單從表面看上去，似乎是新權威主義正在當道的時候，最少從最近以來的「薄熙來案件」及習近平強力主導「周永康案件」的態勢看來，反貪腐及反對極左派的「唱紅打黑」已為大部分人所接受，但是對於過去的中共政權開始的時候所做的「暴力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等歷史的創痛並沒有一個完全合理的交代。但是我們如果從代表「新左派」的一些文章裡就可以看到所謂的「向左轉打右燈」的論述: 認為上述這些都是為了實現「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體制，極力強調以「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為基調的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所導致今天中國大陸的成功模式，而且再三嗆衰所謂的「美國式的民主」及「憲政體系」，強烈認為美國式的民主是一種走不出美國的民主，這種民主及憲政體系一旦走出了美國，就沒有成功過的，特別是拉丁美洲和東歐一些國家激進民主後，給社會帶來的混亂與國家經濟的倒退。有人就說為什麼只看到民主化不順利、不成功的國家，為什麼不看看美國呢。這個問題，其實集中地體現了許多人對民主抱有的一種錯誤偏見，那就是美國的之所以強大，是因為美國的民主制度最完善。如此就將國家強大與民主化優劣等同起來。接著就是列舉台灣在過去「兩蔣時代的一黨專政式的民主」成功案例，來比對台灣現在「政黨輪替式的民主」產生的劣質品質執政、沒有效率的政府行政執行能力，同樣產生極度貧富不均及連年貪腐等問題，而且這些所謂的「美式民主」都因「美債及金融風暴」而產生嚴重的經濟衰退問題，國家由此而陷入落後衰敗中。但是中國大陸無論是目前當紅的「新左派」及「新權威主義」兩派也好，或是「右派」「自由主義者」也好，到目前為止仍都無法接受所謂的「新加坡李光耀時代的民主」或「蔣經國時代的台灣民主」來做為所謂的「中國模式」或「中國體制」上的參考，其所持的理由為:
(1).這些都是所謂的「殖民地式的威權統治」手法，無關乎可以長久支撐的「民主模式」或 「政治體制」；
(2).兩個無法突破的矛盾:一是長期執政並不代表永遠執政；二是一黨獨大不等於一黨獨裁；
(3).「新加坡李光耀時代的民主」或「蔣經國時代的台灣民主」都是屬於「家長式的領導模
式」在李光耀時代或許沒問題，可是到了第二代吳作棟及第三代李顯龍手裡時，這種「托
管式的民主」已不管用了；台灣更是不要說從蔣經國到李登輝，再透過政黨輪替轉到陳水
扁手裡了，這些民主都不是像中國大陸這樣一個統領有960萬平方公里地理面積，由56個民
族所組成及將近14億人口數的大國所能套用施行的。
總歸一個結論在目前中國大陸的「新左派」也好，或是「新權威主義」，其所堅持的「中國體制」及「中國模式」仍圍繞著一個「中國概念」下的「四個基本原則」的堅持:
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就目前來說，這樣子的定調並沒有甚麼太意外，常被掛在北京當權派嘴邊的案例就是「前蘇聯的瓦解」所帶給社會主義的一個紮實的教訓。北京當局當然相當清楚，也不會也不可能再走回頭的路，因此一個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被描繪出來。說穿了它還是某種程度，或說是有條件的「資本主義」，只是把「自由民主」做相當有秩序的管控，決策的機制還是由黨中央來一手控制著，所有共產黨換上社會主義來重新包裝，對「改革開放」以前的例如:「共產黨的暴力土改」「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採取不否定的方式，定調為那是有今天這樣的「改革開放」成果所必然需要犧牲，必須經過，必須付出代價的一個過程。
針對「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做肯定，對「國家能力」的提升，及中國共產黨執政不容作挑戰做「模式」(中國模式)及「體制」(中國體制)上的再定調。
(4).中國大陸是個「大陸權國家」為什麼一直急著擴充他的「制海權」
這本書《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跟其他的一些論述中國近代史比較不同的地方，也可以說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就是，作者是從“基層組織”、“財政金融”、“世界大勢”三大支點橫切過去看，然後再從站在以中國為中心的角度(許多近代史的分析多以站在世界歷史的角度去分析)，去重新審視世界格局中的明清興衰，並有力引證出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於“國家能力”的強弱。尤其是其中許多論述的引證及角度與過去一些中國近代史不同，也有一些論述可以再去做進一步的微觀，當然沒有絕對的對錯(例如:在「農村土地改革方面」、「馬克斯共產主義 vs 自由民主主義」、「孫中山先生及三民主義」)等議題。我們就可以從最近幾年來中國大陸不斷的在全世界去建立一些，不管是政治介入也好軍事援助也好，不斷的在擴充他在海外影響力，又是積極的籌建「自有航母的能力」(遼寧號)，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的去檢視它的時候，你會發覺這些投入的直接或間接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在獲得更多的「資源」，這裡面最大宗的是「農產品」、「石油」、「礦產」…等，其中農產品方面中國大陸不只是只有去進口糧食，更直接去全世界去種糧食(例如:去非洲、中南美洲、澳洲等)許多國家直接去種地收糧，更去產糧區去包買收購糧食(例如:去中南美洲包大豆、玉米、棉花等農作物的收成)、去澳洲包買豬、牛等肉品及小麥)。也因為這樣所以中國大陸也開始在不管是印度洋、馬六甲海峽、亞丁灣、中國的南海、太平洋第一島鍊等地滿布他的遠距離雷達站或觀測站點，向許多國家去租用或合作興建深水港及船舶修護補給區(例如:緬甸的實兌港、泰國合作開鑿克拉地峽運河、柬埔寨的龐愻港、非洲坦桑尼亞的巴加墨莫約港、肯尼亞的蒙巴薩港、東非的塞席爾共和國的維多利亞港口及軍事基地、租用巴基斯坦的瓜德爾港、孟加拉的吉大港…等，加上中國大陸在南海的三亞港合稱為「珍珠島鏈」)，在非洲透過軍火交易去換取更多的農產品…。從這上述種種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大陸仍是一個資源及糧食不能自足、礦產資源分配不均的國家。《論語》「季氏」『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由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情形看來，「不均」所帶來的「不安」已愈來愈浮上檯面了，光是人口大量集中大城市帶出來的問題就已經很棘手了，其他諸如西藏、新疆及內蒙等地長期內部的不安的情形，都不是很單純容易解決的問題。另外，近代歐洲的海權似乎主宰了世界之時，英國的地理學家、帝國主義者Halford·Mackinder（1861－1947）就曾提出：所謂的“哥倫布時代”只不過是一個插曲，海洋對於陸地的重要意義只是暫時的，世界事務的支配力量，很快會轉回歐亞大陸──即他所謂的“世界島”，轉到控制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的強國手中，歷史証明，他的預見是很正確的。當然這並不是說“海權”是不重要的，恰恰因為“海權”是極其重要的權力，所以我們才要善於利用這個權力，而善於利用權力，就必須懂得權力“對沖”的道理，所謂對沖，也就是要懂得“兩頭下注”的道理，中國只有既是海權大國，同時又是陸權大國，這樣才能根據國際風雲的變幻，隨時選擇有利於自己的發展模式，才會有立於不敗之地的從容進退，說白了：強調陸權、強調歐亞大陸，就是要給中國大陸爭取海權加了一個保險，如果沒有陸權這個保險，海權就搞不成，晚清的李鴻章等人，就是不懂得這個權力“對沖”的道理。即他對於權力的理解，除了對抗，就只懂得妥協，而不懂得什麼是“對沖”。中國大陸雖然經濟規模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但經濟質量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依然不可同日而語，如從國際分工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還處於中下遊，扮演著世界工廠的角色。在軍事上，中國大陸與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和美國相比差距相當明顯，中國大陸雖然是個軍事大國，但控制和影響範圍卻很少超出中國大陸的領土邊界，甚至連領土範圍內的部分島嶼和海域都無完全有效控制。而且當今世界在解決局部衝突和危機中，軍隊規模的意義大幅度下降，遠程投送能力、軍隊聯合作戰能力、數位化信息及一體化作戰能力等指標的重要性則急劇上升，而這些指標中國大陸的軍隊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待努力。但是不容諱言的是，中國大陸在「制海權」上面的投入及擴充是有其相當的必要性(站在中國大陸的立場來看)，只是要怎麼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是用敦親睦鄰的方式呢?還是用霸權顯威的方式呢?)，而且要去突破一個已為「超級霸權美國式」的海權所掌控的世界環境，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5).韓毓海的《五百年來誰著史》與
柄谷行人的《世界史的結構》:
『漫長的16世紀』導引出兩個議題:
1.「商人資本」轉化成「產業資本」
2.「世界型帝國」崩裂源於「多民族的問題」?
首先，為什麼要特別把這兩本書拿來一起比較呢? 其中重要的理由是因為這兩本書都在討論如何看待16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當中中國的位置。這兩本書的基本觀點、特別是對中國歷史的看法，我認為是有著開創性的、別開生面的內容的。同時，這兩本書都關注、並且要再檢討過去500年來對於世界歷史的看法，並都做了重要的嘗試。最後，這兩部書在日中兩國的學術界，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寫《五百年來誰著史》韓毓海教授在上面作者欄裡已經介紹過了，這裡不再贅述。倒是寫《世界史的結構》日本作家柄谷行人教授得好好介紹一下: 柄谷行人先生出生于1941年，是當代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學者之一。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在日本歷經“二戰”以後最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運動中，東京周圍聚集了一百多萬市民與學生，反對日美安保條約。柄谷先生那時20歲，剛剛上東京大學，學習經濟學，他自然也參加了這個運動。這一期間，他修習了宇野弘藏的經濟學。現在很多人都忘記了宇野弘藏。那個時候日本權威的經濟學教科書有兩本，一本是《近代經濟學》，一本是《馬克思主義論經濟學》。宇野弘藏就是當代日本、乃至世界上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的傳人。而柄谷先生就是在他的指導下，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但是，柄谷行人後來專攻英國文學，上了東京大學人文學部研究生院，開始了對17、18世紀世界史的研究，然後在東京法政大學，還有關西地區的近畿大學任教，主要教授英國文學。同時他還是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中國大陸多所大學的客座教授。
這兩位作者雖然在針對過去不管是從16世紀看過來也好， 或是從19世紀去看這過去的500年的歷史也好，雖然在微觀及論述的角度上有些許差異(一位是從中國為主軸的角度看過去; 另一位則是偏重從歐洲及世界整體角度看過去)但是在論述中國的興衰論點上是相同的。 另外，還有一位專家就是現在加州大學的彭慕蘭教授，他寫了一本書：《近代的多元化》，他說：不應該把16世紀看作世界經濟體系開始的時代，應該把更早的時代，1350年作為世界經濟體系的開始，即應該把1350年到1850年這500年作為一個“漫長的16世紀”。這個漫長的16世紀含義是什麼？他說：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大轉變的“多元時代”。為什麼叫“多元時代”？因為中華帝國(中國)、俄羅斯帝國、神聖羅馬帝國，這些「世界型帝國」對歐亞大陸的統治還處於顛峰，而同時，歐洲的英國、法國已經開始構建一個新的世界經濟體系。所謂“漫長”，首先，如果關注世界貨幣的話，可以理解為金本位經濟體系逐漸取代了銀本位體系——這個過程很漫長。其次，到1850年，英國才正式開始向海外進軍，力圖成為一個稱霸歐亞大陸和世界的帝國主義強權，只是在這個時間以後，資本主義的金融體系和帝國主義的軍事殖民體系，才改變了世界帝國在歐亞大陸的秩序，但是，英國稱霸歐亞大陸，還是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事情，歐亞大陸上的世界帝國：奧斯曼、波斯、印度、俄羅斯和中國，雖說經歷了衰落和復興，但都沒有被壓倒，所以，在歐亞大陸上的爭奪，此消彼長，一直持續，這個過程很漫長。韓毓海教授的《五百年來誰著史》比較、綜合了沃勒斯坦(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和彭慕蘭的論述，他的著作的第一部分就叫“漫長的16世紀”，他的言外之意是：沃勒斯坦和彭慕蘭兩位說的“世界經濟體系”從什麼時代開始呢？應該是從1350年開始，因為世界體系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利用了世界性帝國的秩序，是在與世界性帝國的博弈中、在世界帝國的框架裡面生長、發展出來的。
1.「商人資本」轉化成「產業資本」
“漫長的16世紀”我們過去看世界史，關於16世紀以後漫長的世界史的變化，教科書往往都會強調這樣一個重點：那就是英國的特殊性、或者說英國特殊的先進性，即英國大概於16世紀前後，發生了家庭手工業奇跡，而這個家庭手工業奇跡是英國社會所特有的，是英國相對獨立於其他國家而產生的一個新的經濟奇跡，進一步說：在這個新的經濟奇跡背後，更有一個新的經濟倫理。過去的經濟體系，其中固然有商人資本，但商人資本卻不會考慮合理的經營性——如此就不能把商業資本引向產業資本。中國過去也有商人(向晉商/徽幫…等)，但是商人資本掙錢後因為多為家族統籌經營，所以賺進來的錢都是由家族統一支用了，並沒有產業的概念及想法去發展自己，結果是商人資本不能發展為產業資本，所以在中國不能滋生出資本主義。而後起的英國雖然也是經過差不多的過程，但是英國卻因為有「國家的統一規劃及控制」而使商人的資本能夠由此的轉入成為產業的資本。例如: 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就是這樣，它的管理者既是國家的代表，又是公司的經營者，既是國家的官員，也是商人，或者說，是國家的商人。
2.「世界型帝國」崩裂源於「多民族的問題」?
關於漫長的16世紀，還有一個內涵就是世界帝國。什麼是世界帝國呢？柄谷行人先生把世界帝國的要點、要素概括為，世界帝國保持了世界貨幣、世界宗教、世界語言，對中國來講，世界宗教就是儒教、佛教、道教，世界語言當然就是漢文，當然這個漢文的表意系統不僅僅是在中國大陸，還涵蓋了韓國、日本、朝鮮等。還有，世界帝國訴諸的法律應該說就是現在的“國際法”理想。為什麼這樣說呢？中國周邊有許多不同的國家，它們來中國進行朝貢，朝貢的目的之一當然是貿易，但另外一個重要目的，卻是通過到中國朝貢來確立自己“內部的秩序”，因為在當時，確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周邊的國家，此前並不承認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也就是說，不承認有國際法，於是，內部的秩序也是靠武力來確立的，因此戰爭、混戰和叛亂非常多。到中國朝貢，一方面可以確立自己的統治秩序的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使得世界存在一個“普遍秩序”的意識，能夠確立起來。作為中心的中國和中國周邊的日本、韓國，它們的關係，正是建立在對世界普遍秩序這個意識的產生之上的，按照今天的說法，16世紀對世界普遍秩序的認同，是國際法的基礎。
(6).漫長的19世紀看中國衰敗的原因:
『中國衰敗的原因』探討:
1.「基層組織的積弱不振」所導致的國家整體運轉空洞化
2. 明、清以降「國家能力」的衰敗是造成帝國崩裂的原因
3. 「財政、金融」長期依靠大量進口白銀是衰敗的主因
4. 長期「鎖國政策」造成工業嚴重落後
在世界帝國中，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中國)的命運有其特殊性，因為其他的一些帝國，進入近代以後，因為是多民族，都發生了分裂和崩潰，那麼為什麼俄羅斯和中國能夠擺脫分裂的危機呢？特別是中國，近代所遭受的外部壓迫，比俄羅斯要厲害得多，竟然也沒有發生分裂式的崩潰。這是因為，在漫長的16世紀這個世界歷史的過程中，中國採用懷柔的、分享的方式，來解決帝國內部的不平衡問題，這個傳統到了19世紀還在起作用。韓毓海教授在他的書中，分析了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的問題，他說：這個條約表達了中華帝國(中國)願意與蒙古和俄羅斯分享發展成果的願望，後來的恰克圖貿易就體現了這種分享的發展模式，因為願意與周邊分享發展的成果。所以蒙古就比較傾向於中國，不會發生分離傾向，長城內外的經濟不平衡，也正是因為貿易和商業的發展而改變了、改善了，這不用說就是晉商等商人的作用。反過來說，為了核心地區的發展，掠奪邊緣，不肯分享發展的成果，放棄了互惠的政策，而且所謂的“開放”，其實就是要把發展的代價轉移出去，這就是西方的做法。這是後來“漫長的19世紀”的做法。漫長的16世紀，世界帝國體現的作為互惠和分享這樣一種模式，才是真正的自由貿易。當時的中華帝國(中國)是“不知不覺中”體現了這種“多元的現代性”的。中華帝國(中國)不是靠資本和金錢支配的現代民族國家，但也不是單純靠武力獨裁支配的軍閥國家，真正能夠支配中國的，與其說是軍閥或者財閥，還不如說是「基層的鄉里關係」，它的代表是鄉里長（保正）們，所以這樣的國家，是個放大的鄉里共同體，支配這個國家經濟和政治活動的，就是這種從基層開始的共同體，皇帝可以說是個最大的鄉里長（保正）。比如治水，不是由武力和金錢來支配的，而是一個共同體內部“人人參與、人人有份”的公益活動。中國建築萬里長城，這個萬里長城絕對不是簡單地剝削老百姓，在古代的中國，它是服役，它起初是完整的、沒有報酬的公益事業。鄉里長，也就是吏，是人人有份的共同體的基層聯絡者，它甚至也不是一個官員。它的產生，依據的是役法，即定期的公益性勞動。所以過去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地方自治比較發達的共同體，但這裡的“自治”絕不是無人治理，而是鄉里保正的治理，由他們組織共同體進行公益事業的建設，胥吏，它起初是共同體的代言人。韓毓海教授先生的觀點，他提出了“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著名論斷。他說，唐代之後，役法和吏治敗壞了，這是中國政治史上很大的事情；於是此後中國的問題，一方面是官員無為和無能，另一方面是胥吏胡作非為，結果是基層的共同體瓦解了，人人參與、人人有份的“共治”的共同體，被胥吏獨佔了，這樣，公共事業也就從基層開始瓦解了，這也就說明唐宋後來開始衰敗的原因。說的白一點:等於是上官(政府官員是出自八股科舉出來的)只能管到州府以上，而下官(胥吏，也就是地方上與一般人民接觸最多，真正負責執行諸如:稅賦的官吏，都是些地方上有勢力的人所把持，可以說買官的情形相當普遍)；所以很明白的看出來，政府根本徵不足甚麼稅賦，因此國庫當然就比較虛空。但是相對來說，歐美帝國在19世紀最重要的內涵，一是「金融資本」的行成，當然它背後有一個強大的金融資本形成的力量，那就是工業革命及軍事的擴充。反觀我們中國，自宋朝以降，對外不管是陸路(經絲路之商旅貿易)或是海上貿易，其實都蠻強的。元明以後更是在海上貿易方面有相當大的擴展，研究明清憲政維新改革最核心的議題就是明代的貨幣主要有三大類：銅錢、紙幣和銀子。明代初期，朝廷只準用銅錢和紙幣，禁止民間以金銀交易。由於大量發行“大明寶鈔”紙幣，只投放，不回籠，引起了通貨膨脹，“大明寶鈔”幾乎成為廢紙，弘治以後，漸被廢止。明代自始至終一直嚴重地存在著銅錢私鑄的問題，以致濫惡之錢充斥市面，百姓拒絕使用。明代的後期，自紙幣不用後，正統元年(1436)不得不順應客觀形勢，准許使用銀錢，很快白銀就周流起來。“弛用銀之禁”，於是出現“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簡單地説，前期是以鈔為主，銅錢輔之。後期以白銀為主，小錢用銅。縱觀明代自洪武以迄弘治，歷時一百二十多年的紙幣、銅錢並行的貨幣制度，最終以白銀的周流而取代。到了明朝對海外開放，通過白銀貿易，南美和日本的白銀貨幣大規模地運到中國。買辦商人拿南美和日本的白銀貨幣來換中國最好的白銀（中國明代有最好的白銀——紋銀），但因為中國的紋銀質軟，不能造幣，所以就要用羼雜了合金的西班牙銀幣，以及後來是日本的銀幣。這樣，用純銀換取合金銀幣，這之間就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利差，於是，差額和利潤一部分流失到國外，一部分則到了買辦商人的手裡。當時並沒有所謂的「關鍵貨幣」做為國與國之間貿易交換使用，官商及民間皆以白銀為主要的交易幣制。康有為在《錢幣疏》中說，“於今四百年有餘矣”，中國紋銀與合金的兌換利差流失，也有四百年了，因此，所謂的“白銀外流”，絕不是鴉片貿易後才開始的事情；到1830年歐洲實行金本位制度的時候，大量的劣質銀元到了中國，中國的紋銀又被大量投機到歐洲（經過印度），這樣，導致中國的貨幣體系被破壞了，經濟崩潰了。鴉片戰爭以後，情況越來越壞，而中國國家幾乎沒有什麼能力，變成了債務國，最後被歐美國家打敗，鴉片變成進口合法化，開始更助長白銀的大量外流，而終至清朝的敗亡。(但是這裡面關於林則徐禁菸的小插曲，其實在當時林則徐並非要「禁止鴉片」的，主要癥結點為了防止因為進口鴉片而使大量的白銀外流，所以林則徐曾提議由國人自己來種植鴉片，以國產品來代替進口貨，間接防堵白銀的大量外流。)
另外一個議題是，明清的商幫(包括晉商、徽幫、山、陝、魯、徽、閩、粵、寧波等十大商幫)在當時幾乎壟斷了所有的絲綢、瓷器、鹽辦…等所有民生物資的買賣，那為什麼沒有能成就「國家資本財」的一部分呢? 而且，甚至後來隨著清末民初而逐漸衰敗不振呢? 其實主要原因有三個: (一).中國商幫的資本利得，在當時並沒有因為賺錢像歐美商辦那樣，將資本利得轉入「產業投資」及「軍事投資」。 (二).中國商幫朵以傳統觀念營商(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束縛了商幫的發展；而且商幫多為家族方式經營，隨著後代人才凋零而落寞衰敗。(三).商幫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很多商幫也因當時對晚清政府做貸放，後來也因貸放不回而至周轉不靈倒閉的很多。
(7).中國大陸未來可能的變化:
《五百年來誰著史》這本書讀到這裡真的花了不少的時間，從整理及透過中國大陸北京光華學院及上海交通大學EMBA的一些同學幫助，也花了相當的時間去看中共官方及中國共產黨最近出的一些談話紀錄等等，先確立了一些資料的正確性，另外也把相關韓毓海教授的一些其他著作及文章也仔細的研讀了一下，尤其是相關中國大陸一些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一些講話等，再去對照中國大陸近年來的一些比較爭議的動作，慢慢可以勾畫出一些簡單的輪廓來，藉以做為本文的結論:
(一).明清過去的積弱衰敗是因為「金融幣制」的問題，造成晚清國庫虛空，外債負累，而且清政府無能力及政策將商幫資金投入「產業資本」及「軍事建置」，導致「國家能力」衰敗。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開始，雖然深知明清敗亡與「金融幣制」「…」「產業資本」等有關，但是現今全世界金融體系及遊戲規則均為各國互相牽扣在一起，很難舉一國之力而避之在外，況且自改革開放以來，各地方政府過度舉債擴建硬體，造成無效率的投資浪費相當嚴重，目前大陸廣義貨幣M2存量總額達14兆美元，相當於GDP的190% ，貨幣總量為1.53兆人民幣，2011年增加為89.56兆人民幣，21年間翻了58.53倍，同一時間美國貨幣總量只增加1.99倍，這樣超發貨幣稀釋全民財富，是一種隱性系統風險。因為寬鬆貨幣政策會助長房地產泡沫、提升金融風險與通膨等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對中國金融部門進行的首次正式評估報告說，中國大陸的金融體系尚稱穩健，但脆弱性逐漸增加。報告中警告說，如果信貸、房地產、匯率等風險同時發生，中國最大的商業銀行體系可能面臨系統風險。
(二).針對「大國崛起」全世界都在看，比較多方有利的說法上面文中已提起過，但是看中國大陸最近這一兩年以來的動向，大家對中國大陸的「大國和平崛起的期盼」已經開始動搖。首先是中共解放軍在南海引起的紛爭，伴隨著三亞地下秘密軍事基地的曝光及與周邊國家為了南海資源所引起的緊張局勢。接著是中日台之間的「釣魚島」事件及中日韓的「單方面防空識別區」變動引起的衝突，這還不包括中印、中越及中俄之間的國土衝突問題。在解放軍內部一直流傳的「六場不可避免的戰事」(其中之一就是2025年解放台灣)。如果依目前中國大陸的各種軍備的擴充速度及投入的資源看來，不管是「海權」、「陸權」與周邊國家的衝突的發生機率會愈來愈升高，而且可能的戰爭也會提早引爆，這一點其實很多專家都認同，問題是這個引爆點會是在那裡？及何時會引爆而已。美、蘇、日本、印度、中國的周邊國家、甚至歐盟北約等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早就在關注中，對圍堵中國的動作也從來沒有停過，只是有些動作不容易從表面就能看出來而已，其實中國大陸也知道要突破現今「美國勢力下的世界環境」本來就不容易，既然在「制陸權」「制海權」上突破不易，中共近年來開始喊出「第四疆界」的作戰概念，也就是在「界地球」及「外太空」展開新一輪的軍事部署，另外對美軍賴以為寄的「航空母艦戰鬥群」也研擬了一個「水下」「水中」「水面上」「水上」「空中」及「界地球」多維作戰計畫來專門對付美軍的航母。看起來雙方所擺的架式已是十分明顯，新一輪的「中美之間的冷戰」早已開始。
(三).「中國大陸內部的政權穩定」對不管是亞太地區未來的發展，乃至於是對全世界的和平穩定都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雖然「大國崛起」相對來說，對其他的「大國」(過去的蘇聯及既有的美國、歐盟及日本)是會產生或多或少的激化作用。許多戰略專家也在研究2003年3月20日美國及英國、多國部隊攻打伊拉克主要理由是因為伊拉克可能「擁有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及恐怖攻擊行為及傷害人權」等，是這麼單純嗎? 另外一場戰爭，是在2001年5月1日美國攻打阿富汗，當時的理由是因為「蓋達組織」「塔利班」窩藏美國911恐怖攻擊份子「濱.拉登」? 伊拉克戰事的背後也許說是因為「石油的利益」，但是阿富汗沒甚麼石油啊? 根據戰略專家的分析: 伊拉克的地形地貌及地理環境與中國大陸的「新疆地區」非常像，是個易守難攻以及沙漠天氣變換多端的地理作戰環境，美軍攻打伊拉克除了拿到實質的利益「石油」以及中東的情勢穩定以外，也確實從中學到許多在沙漠環境變換多端下的作戰經驗；在阿富汗戰爭中美軍領悟到當年「蘇聯150大軍失敗」的寶貴經驗，也進一步瞭解到「中亞地區」多種族(近300多個民族)，及多山地、洞穴及困難地形的作戰經驗，當然美國勢力的進入「中亞」是另外一項中大的利益。其實也是美國在圍堵中國及直接介入中國後門的重大突破。而中國大陸內部自去年(2013年)王立軍叛逃事件爆發以來，中共高層的內部鬥爭已白熱化，十八大之後，習李陣營與江派人馬展開了激烈決戰，特別是到了三中全會以後，習近平成立兩個最高權力機構，與江派利益集團進行較力，並且徹底瓦解了江澤民執政時為迫害法輪功製造出的第二權力中心「政法委」。據悉，中共十八大以來，已有李春城、衣俊卿、劉鐵男、倪發科、郭永祥、王素毅、李達球、蔣潔敏、季建業、廖少華、陳柏槐、郭有明、陳安眾、付曉光、童名謙、李東生、楊剛等17位省部級中共官員先後被調查。這其中絕大部份都是江派人馬的心腹或鐵桿人物。然而，中共610辦公室主任，前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的落馬標誌著周永康案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只待中共擇時公佈。前面文中提到的「中國體制」的認同在某種程度上不管是「新左派」「傳統左派」或是「新權威主義」雖然在「改革開放」上面的認同是一樣的，但是對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體制及想法並不完全相同，另外尤其是對「唱紅打黑」的做法上有嚴重的歧見，對「資本主義」的一些認同上也大不相同，對從「蘇聯解體」上產生對「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上面的解讀也產生了許多的歧見。當然可以說這些都只是表面的不同，可是在實質上的鬥爭卻一直沒有停過。這很可能是未來中國大陸內部政局另外一個不穩定的，而且有可能引爆全世界不安的引爆點。
